“失落的十年”，是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的虛假繁榮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發(fā)明的詞語，用來形容日本在1991-2000年間的社會蕭條。但不知不覺間，“失落的十年”的說法已經延長為“失落的三十年”。今年5月以來，日本宏觀經濟數據向好，股市持續(xù)反彈，東證指數刷新了1990年以來的最高點，日本似乎已經步入后疫情時代的經濟復蘇期。

然而，無論這股經濟增長的勢頭是否能夠持續(xù)，是經濟復蘇的先聲，抑或只是一時的虛假繁榮，都無法改變這樣一個事實：由于日元升值、資產負債惡化、老齡化及少子化等問題，在失落的三十年間，日本已經向單身社會、底層低欲望社會、老齡化社會、虛擬社會轉變。從這些具體面向出發(fā)，日本社會消費研究學者三浦展將當下的日本社會定義為“孤獨社會”。

何為“孤獨社會”？在三浦展看來，當下日本消費社會的核心概念是“孤獨”，主要以孤獨為消費動機的社會即為“孤獨社會”。孤獨消費會催生出體量龐大的“單身經濟”或者“陪伴經濟”，從單人公寓、婚戀市場、一人食餐廳、自習室，到迷你家電、自嗨鍋之類的快捷食物。這在世界范圍內并不罕見，但日本人似乎要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更“孤獨”那么一點兒。日本孤獨經濟的形式頗具特色，而且有向外輸出的趨勢。本文試圖考察當今日本“孤獨社會”的經濟趨勢，并以此勾勒日本當下年輕人的肖像。

01、孤獨社會的世相：共享與欲望并行的消費趨勢

根據經濟合作與發(fā)展組織（OECD）2003年對25個成員國開展的“15歲青少年的意識調查”顯示，日本有30%的青少年表示會“感到孤獨”，這一數字約為第二名冰島的3倍。失落的三十年間，御宅族、啃老族、家里蹲（躺平人）、孤獨死、高自殺率、社恐大國等詞，逐漸成為與日本密切關聯(lián)的刻板標簽，而這些標簽恰恰反映出日本年輕人對與社會產生連接的恐懼。

孤獨消費的本質是通過消費來建立社交體驗和社會聯(lián)系。于是，我們便能在被三浦展定義為的“孤獨社會”中看到兩種并行的經濟趨勢：個人欲望的滿足與對社群活動的渴求互為表里。

換言之，消費者的活動一方面表現出強烈的欲望導向，這往往依托網絡為載體，比如偶像產業(yè)、戀人租賃、二次元周邊消費等；另一方面，以共享、共生為關鍵詞的社群式活動亦大行其道，而且在實踐中演化出共享住宅、共生社區(qū)等新穎的形式。

由孤獨消費而促進的共享經濟的思想，以及重新呼吁人們對社群生活的關注，也許是近時日本民間經濟的一次寶貴嘗試。舉實例而言，近年來，東京等地流行起一種名為“共享住宅”的新型租房形式。不同于普通的合租，也不同于國內常見的帶有公共活動空間的青年公寓，共享住宅一般是由公司運營的獨棟房屋，兩到三層，每層入住八到十人，每層配備有廚房、浴室、洗手間等公共設施，住戶有屬于自己的私人寢室，但其余空間都需要共享。

共享住宅好比是大型合租，經常需要通過定制共同生活守則來維持住戶的小社群，但一些有想法的經營者會在社區(qū)運營中嘗試加入自己的理念，讓社區(qū)煥發(fā)出新的可能性。例如，埼玉市浦和區(qū)10町目的“常磐社區(qū)”，經營者船本義之希望創(chuàng)造一個健全人與殘障人士能夠共同生活的社區(qū)，為此，他把住宅一樓騰出來當作店鋪，邀請當地支援殘障人士的非盈利組織運營的糕點店入駐。在疫情期間，東京的許多共享住宅間互相交換醫(yī)療物資的消息也時?？梢?。

不得不提的是，共享住宅成為潮流的一個背景是近年來日本層出不窮的“孤獨死”事件。嚴重的少子高齡化導致日本產生了大量的獨居老人。他們與社會生活基本切斷聯(lián)系，因此，時常有老人獨自在家中去世，數日后才因為異臭被鄰居發(fā)現。三浦展指出，在某種意義上，共享住宅的社區(qū)化經驗，也是開啟針對老幼的共享照料市場的契機。

如果說共享住宅代表著孤獨消費群體對社區(qū)的向心力，那么，作為另一極的個人欲望消費的表現形式就是日本的異性交際產業(yè)。國內前幾年出現過的“租賃女友”回家過年的服務，很可能就是來自日本的輸出。日本的“租賃戀人”產業(yè)非常成熟，比如某個出租男友的網站，打開頁面，赫然寫著用戶數達60000人。租賃男友/女友的主要業(yè)務是陪人約會，線上聊天，配合更新SNS信息，把戀愛的戲碼演到*。

處于“孤獨消費”兩極的，一者是新型社區(qū)的組建，一者是異性交際服務的盛行，但其實兩者反映了同一種思想變化的傾向。三浦展觀察到，自從3·11東日本大地震后，日本年輕人群體中的“去私有”的共享傾向逐漸增強。共享住宅的本質是個人讓渡隱私以形成對公共空間的代償，情感交際則是回避親密關系的形成。年輕人因為孤獨而想要通過消費制造社會體驗，然而，比起購置房產，他們傾向于入住不需禮金、定金的共享住宅；比起戀愛成婚，他們傾向于付費體驗具有時效性、卻不會親密的戀愛關系。

02、孤獨社會的三種結構：下流社會、單身社會、虛擬社會

在目前階段，“孤獨社會”呈現出的轉型趨勢及相關消費模式的變化主要表現為“下流社會”、“單身社會”和“虛擬社會”三個面向。

“下流社會”是三浦展在同名著作中提出的概念，旨在說明日本中產意識的消亡以及向下流動的新階級的出現與擴大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生活、工作、學習、消費乃至人生都熱情低下，既不想升職加薪，也不愿結婚生子，自愿從中產階級跌入底層。近年來，“做二休五”的想法在年輕人群體中廣受追捧，指每周只做兩天的臨時工，剩下五天安排自己的生活，被形容為獻給20歲年輕人的隱居建議。

然而，根據日本專門介紹臨時工的求職網站sftworks在2023年6月公布的數據統(tǒng)計結果，即便是在東京，臨時工的平均時薪也僅僅為1285日元，約合65元人民幣。想要憑借這微薄的收入在城市生活，或許不得不處于一種自我限制的低欲望狀態(tài)。就連“做二休五”的首倡者、暢銷書《在東京年薪90萬日元的快樂生活》的作者大原扁理同樣說道：“關鍵在于與大都市的誘惑有意識地保持距離，卻也不是完全舍棄?！薄皢紊砩鐣眲t是從社會基礎單位構成角度進行的描述。根據日本總務省公布的2020年人口普查結果，日本15歲以上人群中，男性未婚率為34.6％，女性則為24.8％。更具沖擊力的數字來自日本內閣府2022年發(fā)表的《少子化社會對策白皮書》，據推算到2040年時，日本男性的終生未婚率將升至29.5%，女性則為18.7%。如果將未婚、喪偶、已婚分居、單身赴任（因為工作，較長時間與家人分離）、離異等因素統(tǒng)計在內，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及人口問題研究所的統(tǒng)計，單身家庭（指一個人獨自生活的家庭構造）已經成為家庭類型中數量最多的類型?！皢紊怼笔钱斚氯毡旧鐣煌后w中廣泛存在的新生活模式，在這一點上，中日兩國的情況是相似的。日漸增長的單身人群帶動了規(guī)模巨大的單身經濟：外賣、單人公寓、一人份預制食品、電商平臺面向單身人士的購物慶典……不同之處在于，考慮到日本社會的嚴重老齡化，日本學者對單身社會的思考還會側重于“老人介護”問題及其市場開拓可能性。由于家庭構造的單身化，以前多由家庭主婦（盡管雙職工家庭在日本越來越多，但女性婚后辭職做全職主婦的傳統(tǒng)仍舊頑固）承擔的照料職責不得不向社會福利及市場轉移，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導向了共享經濟的領域。

還有一個面向是虛擬社會。根據SONY生命保險公司2021年面向日本中學生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，男子初中生、男子高中生將來最想從事的職業(yè)均為“YouTuber或視頻投稿者”，而這一選項在女子初中生中排第2位、女子高中生中排第9位。網絡共同體和線上社區(qū)交際在當代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經不言自明?！疤摂M社會”的概念隨著前兩年元宇宙的熱度進一步進入人們的視野，但由實轉虛的過渡早在2000年代就打響了先聲。比如，Crypton Future Media在2007年推出了*個破圈的虛擬偶像初音未來。而真正從技術導向實現落地，需等到2010年代后半段，YouTube及國內視頻平臺bilibili動畫上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的各類“虛擬主播”。一個有趣的案例是在bilibili直播的日本籍虛擬女主播、已達成130萬粉絲的“眞白花音_Official”，讓她流量暴漲的直播場次是陪中國觀眾一起看央視版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。觀眾在玩梗、吐槽、逗趣的氛圍中不再是獨自面對手機屏幕傻笑的孤身一人，而是融入到虛擬的網絡共同體之中。

這也只是當代社會虛擬化進程中的一個橫截面。目前，元宇宙仍在整合技術的發(fā)展初期，人們都在期望元宇宙的多場景應用前景，只是，等到那一天來臨時，是否真會如三浦展在談及虛擬社會與孤獨問題時所說：“在元宇宙中有某種程度上實現共享與照料的可能，而且也許這種方式會更好，可以讓更多人不再感到孤獨?！?/p>

03、日本年輕人的肖像：從“昭和男兒”到“平成廢物”

2021年，日本政府內閣官房設立了“孤獨與孤立問題應對辦公室”，旨在統(tǒng)計遭受孤獨問題困擾者的人數，并統(tǒng)籌制定解決方案。這一舉措的直接原因是，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日本社會的“孤獨、差距、斷裂被進一步強化”。

2020年3月，日本厚生勞動省提出了“3密”的防疫標語，呼吁民眾避開“密閉空間”、“密集場所”和“密接場面”。這對日本的餐飲、酒店、娛樂等服務行業(yè)造成了嚴重影響。這些行業(yè)存在著大量的非正式雇傭員工（派遣社員）、契約社員、兼職工作者以及臨時工。以臨時工為例，常見的工種包括便利店收銀員、連鎖書店店員、咖啡館服務員……在日本，這些按時計薪的工作不僅僅是高中生、大學生勤工儉學的選擇，也是家庭主婦、陷入貧困的中老年人、“躺平”的待業(yè)青年經?？紤]的生路，換言之，往往是社會交際成本投入較低、社會聯(lián)系不足的群體的收入可選項。

2021年的日本《自殺對策白皮書》顯示，2020年日本全國自殺人數為21081人，同比增長4.5%。這是日本自殺率繼2009年經歷金融危機沖擊后的首次上升，但更引人注目的是，自殺者中女性和年輕人占比的上升。女性自殺的動機占比最多的是“工作因素”，白皮書指出，女性自殺者的增加或與疫情后工作環(huán)境的變化有關。

新冠疫情只是放大鏡，問題本質在于日本存在大量非正式雇傭員工、打小時工的家庭主婦以及數量龐大的“家里蹲”、啃老族群體，他們是三浦展所謂“孤獨社會”的典型成員。很多人拒絕像父輩一樣擠破腦袋進入商社，也不愿在大企業(yè)里熬年頭、混資歷，反而甘于沒有社會壓力的底層工作。這種社會人際關系單一、缺乏穩(wěn)定收入來源、勞動意愿消極的群體的生活遭受到疫情的極大沖擊。網絡上對這些孤獨的年輕人也有一種戲稱——“平成廢物”，這自然是與其父輩“昭和男兒”對比的叫法，但在詼諧的稱呼演變背后，則是不同時代的年輕人群體肖像的變形。

“昭和”（1926-1989）與“平成”（1989-2019）兩年號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。

戰(zhàn)后的昭和時代，日本迎來被稱作“團塊世代”的嬰兒潮。這一代人往往具有極強的復興意識，如同團塊般緊密聚集、勤懇工作，投身于戰(zhàn)后經濟重建以及后來的高速發(fā)展。對他們個人而言，則是追求在績效社會的競賽制大潮中攀升為社會精英階層。

平成時代，年輕人的肖像則出現了不同面向。他們安于底層，保持單身，從虛擬生活中得到精神愉悅。他們對父輩建立的日式企業(yè)文化（終身雇傭制、年功序列薪資、企業(yè)工會）并不感興趣。從負面影響看，終身雇傭制造就的企業(yè)文化氛圍抹殺了跳槽晉升的積極性，年功序列則過于講求論資排輩，企業(yè)工會的影響力也隨著高失業(yè)率及非正式雇傭員工的占比提升而不斷變低。平成時代的生活標簽變成了各種亞文化符號——偶像產業(yè)、動畫、漫畫、游戲、柏青哥（投幣式賭博機）——向虛擬過渡的文化精神生活不僅豐富，而且消費起點很低，這些都便于很多年輕人減少甚至免去與社會的連接，回到房間里“躺平”。根據日本內閣府發(fā)布的2022年度《兒童·青年的意識與生活調查》，日本的“家里蹲”（引き籠り）人數在15歲至39歲中占2.05%，40歲至64歲中占2.02%，由此推算日本全國約有146萬名“躺平人”。

這種差異在各自時代的文藝作品中表現得尤為有趣。

以漫畫為例，創(chuàng)刊于1968年的漫畫雜志《周刊少年Jump》為少年漫畫定下了“友情、努力、勝利”的三大原則。在上世紀80年代大熱的運動類漫畫 （如《足球小將》《棒球英豪》）基本上都遵循了晉升錦標賽模式：平凡人主角一步步通過社團比賽、校級比賽、市級比賽、全國大賽，直到站在國際大賽的舞臺之上。在這種冒險過程中，他們的能力不斷提升，地位及話語權的比重也不斷加碼。這顯然是對日本戰(zhàn)后經濟高速成長期社會各級競爭機制的搬用和隱喻，側面也體現出了這一時期日本人對出人頭地持有的樂觀態(tài)度。大空翼（《足球小將》主人公）磨練球技終能踢進西甲聯(lián)賽，上杉達也（《棒球英豪》主人公）一路挫敗強敵最終來到了甲子園……這些藝術創(chuàng)作來自于同構的社會現實：上世紀70年代日本企業(yè)中，一個基層職員只要踏實工作，就能躋身中產階級，甚至不斷晉升。據日本內閣府每年進行一次的《國民生活輿論調查》顯示，自1970年起，認為自己的生活水準達到中產階級水平的國民約占九成，因而1970年代的日本甚至流行著“一億總中產”的說法。

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2010年代前后流行的漫畫作品中，“血統(tǒng)論”的設定甚囂塵上。如在中國人氣極高的《海賊王》與《火影忍者》，兩位主人公路飛和漩渦鳴人出場時都平凡無奇，但隨著劇情的展開，讀者會驚訝地發(fā)現他們家世之顯赫、血統(tǒng)之高貴。盡管這種人物設定符合日本古典文學中“貴種流離譚”的范式——血脈高貴之人流落民間，歷盡艱苦后奪回權力與榮耀——但這種古老范式的回歸本身，就反映了日本戰(zhàn)后均質化的、崇尚消費的全民中產社會在泡沫經濟破滅后，向貧富分化嚴重的格差社會的轉變。

日本搖滾樂隊GEZAN在2020年發(fā)布的歌曲《東京》中這樣唱：

“我現在所唱，不是一首政治之歌。......既不左也不右，只是一億個迷路孩子的*人稱?！?/p>

“一億個迷路孩子”的日文原寫作“一億總迷子”，在構詞上是對“一億總中產”的戲仿，相隔五十年的文字表達映射出了兩代日本人身處的迥異處境：從“以消費為美德”的資本主義橋頭堡到如今的孤獨社會，從中產階級跌落為迷途羔羊，生活在當下的日本人正在重新思考孤獨。